
宣宗朱瞻基临终之前,儿子朱祁镇才八岁,将祖宗的基业托付给他,心中实在没底。为此,他给儿子选了五位辅政大臣,并在遗诏中再三叮嘱“国家重务白皇太后”。
五位辅臣即内阁三杨、英国公张辅、礼部尚书胡濙。
宣宗显然是看走眼了,五位托孤大臣,并没有起到应有的“辅政”效果,他们全部败于王振之手。历史上被抬得很高的内阁三杨,实则水分很大。
01
辅政五大臣,资历威望自不必说,都是活跃于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的元老级人物。
杨士奇非正宗的科班出身,建文初年,由王叔英保举,入翰林院充编纂官,永乐初年改编修,入职内阁,后为东宫官。洪熙初年,擢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,后兼兵部尚书。
洪熙、宣德二朝,杨士奇一直是内阁首辅,政绩十分亮眼。
杨荣,建文二年进士,授编修。朱棣靖难带兵入南京的时候,就是这个杨荣说出了那句“殿下先谒陵乎,先即位乎?”
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,朱棣登基后初立内阁,就给杨荣留下一席。仁宗即位,官至谨身殿大学士、工部尚书,与杨士奇分掌内阁事务。
杨溥,也是建文二年进士,永乐初年官太子洗马,辅佐仁宗即位。宣德九年迁礼部尚书,正统三年,进少保、武英殿大学士,与杨士奇、杨荣并称“三杨”。
英国公张辅,河间王张玉长子,初封信安伯。永乐朝,他以平安南功,进封英国公,正统初年,张辅在勋戚中排名第一,地位无与伦比。

胡濙,与杨荣、杨溥是同班同学,永乐时期他肩负重任,替朱棣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,这一去就是14年。回京后,官拜礼部左侍郎,宣宗即位晋礼部尚书。他的资历虽不如三杨,却也是几代帝王颇为倚重的元老重臣。
宣宗留下的这个辅政班底是顶配版本,半根刺也挑不出来。因为三杨皆为重臣,位列公孤,又是行政中枢内阁的话事人;张辅是朱棣一系皇权的有力支持者,执掌京营;胡濙是朱棣心腹,实力也不弱。
况且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实力更强的靠山张太后,按说这个配置,继续保持仁宣之治的大好局面应该不难。
宣宗千算万算,终究是漏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,他就是太监王振。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BOSS,后来成了五辅臣的拦路虎。
02
王振的个人经历很传奇,他原先是个读书人,有秀才功名,曾在基层州县担任过教官,属于微末小吏。
明代对官吏有一个考核制度,名为“考满”,明初规定是九年考核一次,如果政绩不佳就要受到谪戍的惩罚,就是发配到边远地方充军效力。
王振没有通过考核,又害怕谪戍,怎么办呢?好在宣宗在位时,出台了一个措施,地方州县学官愿意净身,入宫给女官当教员,就可以免去惩罚。
要说王振也是个狠角色,一咬牙一跺脚,把自己给阉了。所谓祸兮福所依,他本是秀才,放在文官集团中不算什么。可是到了宫中以后,就成了高层次知识分子了。
宣德晚年,王振进入了司礼监任职,这就为他日后擅权做好了铺垫。

王振能量再大,也是单兵作战,上面有张太后,下面有五辅臣,他所能依靠的,就是幼帝朱祁镇了。
张太后(正统继位称太皇太后)是一代贤后,朱祁镇继位之初,凡军国重务皆出内阁之手。她对王振等膨胀的宦官势力是持反对态度的。
《明史》中就有一段记载,说张太后一日召五辅臣入朝,令左右女官佩刀剑,然后召来王振,准备将其当场赐死。因受三杨阻止,王振才捡了一条命。
三杨为何要救下王振呢?倒不是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嗅觉,也不是认为宦官势力不该遏制,而是惧怕王振后面的靠山朱祁镇。如果将王振处死,无异于宣布在政治上与小皇帝分道扬镳,在感情上与小皇帝决裂,这种后果是他们无法承担的。
说白了,为王振求情,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禄位和身家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,王振的后台其实比三杨更硬。
更糟糕的是,胃癌晚期交流群朱祁镇对五辅臣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性。
朱祁镇生于深宫,长于大内,幼年继位,本身并无实际政治军事才能。正统初年,朱祁镇就与三杨等辅臣存在严重分歧,这主要表现在对经筵日讲以及对宦官的不同态度上。
为争取朱祁镇早日成才,辅臣们绞尽脑汁,要以传统儒家的理想塑造一个圣明的君主。正统元年二月,礼部正式确定了经筵日讲的章程,以三杨、胡濙等为讲官,给朱祁镇上课。
小孩子有厌学的天性,老师们又天天约束他的自由,这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,君臣不和的种子从这一刻起就已经播下。

王振则反其道而行之,经常怂恿朱祁镇出游、打猎,小皇帝玩得很开心,与王振的关系日益密切。就这样,王振便以司礼监太监的身份干预朝政,侵夺内阁职权。
有了朱祁镇撑腰,王振才敢肆无忌惮地对三杨指指点点。并且在公开场合表示,希望他们早日致仕,将朝政拱手交出。
面对王振的咄咄逼人,辅臣们又是什么态度呢?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——忍。
03
三杨等辅臣人品、道德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他们缺乏的是像于谦那样敢打敢拼的气魄。客观而言,以三杨的地位和资望,如果能冒着丢官、廷杖、下狱的风险,与王振当面锣对面鼓地干,未必就不能获胜。
宣宗留下的这几个老臣,真是一言难尽。
王振得势之后,三杨先后上疏告退,奉行明哲保身的信条,根本放弃了“导君以正”的愿望和责任。
不可否认,三杨是太平宰相,但却不是救世名臣。他们在皇帝较为英明或不怎么荒唐的时候,还能够议论风发,以自己的理想、行为影响皇帝决策。
而碰到朱祁镇这样的荒唐皇帝时,就不敢像海瑞那样上阵搏杀。
中国有句俗话叫“打铁还得自身硬”,三杨等辅臣之所以明哲保身,不肯犯险,自身不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,他们都有小辫子攥在王振的手里。
杨士奇是个清官,素来以清正公允著称,但是他教子无方,授人口实。
他的长子杨稷是个纨绔子弟,仗着老爹是内阁首辅,为所欲为,作恶多端,被当地百姓称为一霸。因为当地官府不敢管,这个杨稷愈发猖狂,竟然擅杀人命。

闹出人命案非同小可,官府将其缉拿送至京师问罪,朱祁镇多少还是给了这位老臣体面,只是将杨稷下狱。而王振又蠢蠢欲动,随时拿着杨稷为难杨士奇。儿子的命在王振手里,杨士奇自然不敢说话。
杨荣是个有才华的官僚,可他身上也有毛病,就是不够清廉,喜欢占点小便宜,人家送礼也照单全收。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嗜好,喜欢名驹。
很多边将知道杨荣爱马,纷纷献殷情送上不少好马,王振正好借此发难。正统五年七月,杨荣回家省亲,王振便抓住他接受靖江王朱佐敬馈赠一事,要求朱祁镇严厉查办。
杨荣也不经吓,走到武林驿的时候,惊惧而死。这样一个人,怎么能在关键时刻与王振为敌。
杨溥的情况稍好,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,生性淡泊,与世无争。他在内阁排名第三,主要是协助杨士奇、杨荣,就连首辅、次辅都无所作为,他这个千年老三又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?
张辅是皇亲国戚,可他毕竟是一介武夫,没有什么治国才能。不仅个人无建树,而且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也不和谐,常有矛盾发生,甚至很多时候为了争取个人利益,还会主动站在王振一边。
至于胡濙就更不靠谱了,他被宣宗选为辅臣,大致也是凑数的。胡濙其人庸庸碌碌无大臣体,却有江湖术士之风。
担任礼部尚书期间,先后三次丢失大印,在明代九卿中绝无仅有。每遇外藩进贡麒麟、白鹦鹉一类的“祥瑞之物”,他都会带头上贺表,以粉饰太平。
胡濙一生没干过什么正经事,反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喜欢纠缠。离谱的是,他还建议朝廷选派一些道法高深的道士去守卫边关,为时人所讥讽。
杨荣死于正统五年,太皇太后张氏死于正统七年,杨士奇死于正统九年,杨溥死于正统十一年,张辅死于正统十四年,胡濙最晚,死于天顺七年。

而酿成明代大变局的土木堡之役发生在正统十四年,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宣宗临终选下的这五个元老重臣,多少是要负点责任的。
不过宣宗至死也不会想到,三个大学士、一个英国公外加一个礼部尚书,愣是没干过一个区区的四品太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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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资料来源: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杨文忠公文集》、《明英宗传》等东南亚等国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