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2月，身着西装、一脸严肃的吴国桢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演播厅内，面对着镜头，他掷地有声的说道：
“台湾的特务政治已沦为暴政的工具，蒋介石的政权若不终结，台湾就绝不会有长治久安的可能。”
此话一出，美国、台湾顿时一片哗然。作为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留美博士，吴国桢却成了公开炮轰蒋氏政权的“叛逆者”。
不久后，蒋介石为吴国桢精心网罗了十三项罪名，并向全球发布通缉令，要求美国引渡他回台受审。
而昔日的蒋介石心腹，也早已看清了局势，从此流亡美国，直至终老。
那么，吴国桢是谁？他为何要炮轰蒋介石？背后又会有什么样的隐情呢？
少年英才
吴国桢，湖北建始人，自幼就聪慧过人。
11岁时，吴国桢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，结识了比他年长五岁的周恩来。两人同窗时，常纵论时政，探讨国家前途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多年后，吴国桢在回忆中还感慨道：“恩来兄思想敏锐，见解独到，当时虽年少，他却已显露出了非凡的气质。”
1921年，吴国桢考入清华，并在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。
他先在格林内尔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，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。23岁那年，吴国桢又收获了政治学博士学位。
当时，国民党正急需留洋的人才充实府院，拥有博士学位还精通英语的吴国桢，已然成为了被拉拢的对象。
因此，吴国桢归国后，他先在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执教了半年，就步入了政坛。
而他的首个职位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江苏交涉员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，对于拥有出色的外语能力的吴国桢来说，可谓是如鱼得水，他很快就在官场上崭露头角。
不久后，吴国桢调任第一司副司长。当时，他主动请缨前往湖北，接受李宗仁任命的湖北省烟酒税务局局长一职。
很快，吴国桢就制定了严格的纳税条例，不仅规范国内商户的行为，还翻译成外文，要求在鄂的外国人一律遵守。
而他加强税收监管，打击偷税漏税，仅仅在九个月内就征收了税金九十万银元，远超此前数年的二十万银元。
也正因此，吴国桢的名字，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。
1929年，蒋介石进驻武汉不久，何成浚就向他推荐吴国桢。而吴国桢的仕途，也如火箭般向上蹿升。他先后担任汉口市政府参事、土地局局长、财政局局长，逐步进入了国民党的高层。
此后，蒋介石计划在武汉留居半年，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还精通英语的私人秘书时，何成浚再次推荐了吴国桢。
而在担任蒋介石秘书期间，吴国桢不仅负责接待外国宾客、起草文件，还要记录重要会议的内容，他的高效务实深得蒋介石赞赏。
然而，吴国桢的私人秘书生涯仅持续了三天，就宣告结束。
当然了，不是蒋介石不要他，而是他看不上。吴国桢无法忍受“沦为纯粹的执行机器”的工作状态，转而请辞。
事实上，如此不愿盲从的性格，在让吴国桢获得了“有主见”的评价后，也为日后和蒋氏父子的冲突埋下了隐患。
此后不久，29岁的吴国桢就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。而他，也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之一。
在汉口时，吴国桢主持扩建了中山公园，使它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园。他还翻修拓宽了十条市内主干道，改善城市的交通条件。
此外，吴国桢对于教育也十分重视，他四处集资，亲手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和小学，完善了汉口的教育。
1934年，武汉遭遇特大洪水，汉水、长江水位暴涨，张公堤面临着溃决的风险。而吴国桢却不顾风险，亲自驻守堤坝十余天，和军民一同抢险，甚至对妻子交代“若堤破，速带女儿撤离，不必管我”的遗言。
而在日军逼近武汉时，吴国桢又亲自负责组织民众撤退和工厂的内迁。
他制定详细的撤退计划，协调交通工具，妥善安置难民，使汉口撤退时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南京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完成撤退任务后，吴国桢直到10月24日才撤离。而次日，汉口就宣告沦陷了。
可以说，吴国桢堪称国民党内，少有的实干家。
辗转任职
1939年，蒋介石急电召吴国桢前往重庆，任命他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，又委任他为重庆市市长。
当时，重庆作为战时的首都，人口从战前的50万骤增至200万，面临着住房拥挤、物资短缺、空袭频繁等问题。
吴国桢上任后，为了缓解人口过于集中的压力，他将部分无业家属疏散到南岸、江北，鼓励民众在轰炸废墟上重建房屋。
此外，他还大幅度的扩大市区范围，将迁川工厂安置在郊区，在保障生产安全时，也促进了城乡的经济联动。
尽管，吴国桢的举措受到了战争条件的限制，未能完全落实，可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得到了市民的认可。
1941年6月，日军对重庆连续大规模的轰炸，数千名市民在躲进公共防空隧道后，因拥挤、缺氧导致窒息死亡，酿成了震惊全国的“重庆隧道惨案”。
而作为市长兼防空副司令的吴国桢，必然难辞其咎，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。
不过，他却没有消沉，反而主动承担责任，自兼“防护团团长”，着力改善隧道的通风，制定疏散流程。
事实上，在之后的日军轰炸中，重庆的人员伤亡能够大幅的减少，离不开吴国桢的贡献。
抗战胜利后，沈阳hr交流群吴国桢调任上海特别市市长。
当时，上海刚从日军的占领下光复，经济混乱、物价飞涨、社会秩序动荡，加上国民党发动内战导致国库空虚，治理难度极大。
吴国桢上任后，他将施政的重点放在了控制预算、打击黑市、稳定物价上，试图通过经济手段，整顿上海的秩序。
此外，他还以身作则，生活简朴，多次拒绝富商巨贾的宴请和贿赂，甚至在食品商店义卖时，以200万法币的高价购买了奶油蛋糕支持救灾。
由此，吴国桢在美国记者群体眼中，是东方的“民主先生”。
然而，吴国桢在上海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他和蒋经国的矛盾，就在此期间逐渐的激化。
当时，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财政，蒋介石以上海为“试验田”，实施币制改革，发行金元券代替法币，强制收兑民众手中的金银和外币。
而为了确保改革的推行，蒋介石还派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经济督导员，赋予他“就宜行事”的大权。
蒋经国年轻气盛，以铁腕手段打击投机商人，查封商号、逮捕责任人。甚至，还不顾情面的查处了孔祥熙家族的企业。
作为上海市长，吴国桢却对此难以认同。
在他看来，经济问题应通过市场的调节来解决，政治高压不仅难以持久，还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。
而在宋美龄的推波助澜下，吴国桢也向蒋介石进言，称“经国年少气盛，行事过于激进，恐激生变”。
此后，蒋经国的“打虎”行动因触及权贵的利益而半途而废。他将失败的原因，归咎于吴国桢的“不合作”，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。
退守台湾
1949年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，蒋介石率残余势力退守台湾。
此时，台湾经济凋敝，民生困苦，国际社会对它的合法性存疑，而大陆方面的军事压力也始终存在。
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，蒋介石急需熟悉西方，能和美国沟通的官员。而吴国桢，就成了最佳的人选。
不久后，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为省主席，希望借助他的关系网，稳定台湾的局势。
事实上，上任之初的吴国桢也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。可随着“改革”的推行，他和蒋氏父子的关系，却渐行渐远。
当时，蒋经国为了执掌大权，在岛内大肆推行“白色恐怖”，捕杀异见人士，却遭到了吴国桢的反对。
他多次阻挠蒋经国的行动，要求特务抓人，必须依法办事。而两人也经常在蒋介石面前，发生争执，蒋介石碍于他的关系，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然而，随着美台关系的稳定，吴国桢作为亲美派的利用价值，也在不断的降低。
因此，蒋介石逐渐公开偏袒蒋经国，对吴国桢的改革处处掣肘。吴国桢提出的预算被否决，推荐的官员难以任职，甚至连他试图整顿特务的努力，也因蒋介石的暗中阻挠而失败。
更让吴国桢感到不安的是，他还察觉到了潜在的生命威胁。
当时，台湾流传着蒋介石打算制造车祸谋害他的消息，虽无从证实，可各种恐吓，却接连不断。
1953年，和吴国桢关系极为密切的王世杰，突然被蒋介石免职，随后台湾各处又传出了“吴国桢套购外汇”的谣言。
吴国桢知道，自己在台湾已无立足之地了。
于是，他辞去了职务，申请赴美就医。尽管蒋介石表面同意，却将他的老父幼子留在了台湾作为人质。
公开反蒋
事实上，吴国桢离开台湾没有多久，就突然被蒋介石要求返台协助调查。
在多次沟通无果，自身名誉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，吴国桢决定不再沉默，他选择了公开反击。
1954年2月7日，吴国桢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专访，首次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统治。
在他看来，台湾违背了民主，特务侵犯了人权，若不尽快推行真正的民主，台湾将难以获得美国的支持。
与此同时，他还着重强调了自己出走美国并非“携资外逃”，而是因和蒋氏父子不合，遭到了排挤。
而在数日后，吴国桢再次接受了美国通讯社采访。
他当众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、独断专行，排斥异己。批评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，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。
显而易见，吴国桢的公开发难让蒋介石恼羞成怒。对于他来说，吴国桢活着，蒋介石寝食难安了。
此后，蒋介石宣布解除吴国桢的所有职务，开除党籍，并罗织了“背叛国家、污蔑政府、分化国军”等十三项罪名，要求美国引渡吴国桢回台受审。
而台湾内部还组织了岛内舆论对吴国桢进行围剿，称他是“卖国贼”、“叛徒”。
然而，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，却拒绝了台湾的引渡请求。
当时，美国虽和台湾保持着盟友的关系，可对蒋介石却不完全认可，而吴国桢在美国学界也拥有一定的人脉。
美国认为，引渡吴国桢可能引发更大的舆论风波，不利于美台关系的稳定，因此驳回了台湾的请求。
逃过一劫的吴国桢，此后长期留居美国，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、乔治亚大学担任教授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。
1982年，吴国桢的长子吴修广秘密前往北京，转达了吴国桢希望归国的意愿。
两年后，吴国桢受邀回国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，正当他积极筹备行程时哺乳，却因突发心脏病在美国病故，享年81岁，未能实现重返故土的愿望。